大約十幾分鐘吧——這是目擊者證詞上記載的，可能有誤差——警察在一條小巷里抓住了錢程。”

　　費渡：“抓捕地點大概在什麼地方？”

　　肖海洋仔細看了看，在地圖上畫了個圈：“應該是這，馬路對面是一片待拆的棚戶區。”

　　駱聞舟：“怎麼，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有兩種比較靠譜的猜測，”費渡說，“第一，兇手被冒名頂替的事是子虛烏有，朱鳳自己胡說八道的……”

　　“第二，兇手確實被掉包了，但不是在逮捕審判的過程中，而在他被抓捕以前。”

　　駱聞舟一愣，隨后立刻反應過來：“你是說，當街殺人的這個兇手和當時警方在現場逮住的錢程不是一個人？”

　　“兇手殺人、以及錢程被捕的時候，都是滿身污垢、典型的流浪漢打扮，五官根本分辨不清，只要體貌特征相似，在那種突然情況下，除非是熟人，否則那些路人看不出區別很正常。”

　　肖海洋：“錢程是個沒人管的精神障礙者，恐怕沒有熟人。”

　　費渡繼續說：“而當時除了目擊證人以外，決定性證據就是血衣和兇器。如果像海洋說的那樣，兇手逃竄和最終逮捕有一定時間差，那麼在其中做手腳不難——他首先需要在待拆遷的棚戶區里找個地方落腳，把替罪羊錢程綁走，殺人后趁亂脫離眾人視野，逃進棚戶區，抹去自己的指紋，把血衣和兇器塞給錢程。”

　　“穿著血衣、拿著兇器的流浪漢一出現，如果這時有人大叫一聲‘兇手在那’，追捕搜索兇手的人會立刻下意識地追，并且以為自己抓住了兇手。反正這瘋子連話也不會說，根本弄不清發生了什麼事，更別提為自己辯解。

”費渡一頓，“大庭廣眾之下無痕殺人，只要撤退路線計算得當，不出意外，可操作性比買下公檢法大多了。”

　　肖海洋被他說得生生打了個冷戰。

　　“錢程的鄰居們都說這個人雖然不正常，但性格溫和，朱鳳又供述余斌是個不喜歡和人發生沖突的性格，這兩個人都不像是為了一點雞毛蒜皮在街上大打出手的，”費渡低聲說，“這是蓄意謀殺。”

　　“可是……為什麼要殺一個普通的美術老師？”

　　“這個問題很關鍵，”費渡抬起眼看著駱聞舟，“還有，后來被刺死在精神病院的又是誰？是真兇？還是那個倒霉的替罪羊錢程？”

　　“是錢程，”肖海洋說，“錢程的基本信息在被捕的時候就登記過，確認尸體身份當然也要經過法醫尸檢，中途換人肯定早就東窗事發了。而且朱鳳也說，殺她丈夫的兇手仍然逍遙法外，她不承認死在精神病院里的是殺余斌的真兇——這說明什麼問題？”

　　費渡：“如果以上推測是對的，錢程應該不是‘朗誦者’殺的，因為他是無辜的。”

　　“你覺得朗誦者不殺無辜的人？”駱聞舟神色有些陰沉，“那陳振、馮斌，還有小……”

　　“不，”費渡打斷他，“朗誦者不會用這種帶有儀式性色彩的手法殺無辜的人。”

　　他說著，站了起來，走到與客廳連做一體的陽臺上。遠處響起零星的鞭炮聲，今年市區管得不嚴，不少人提前偷偷放炮，把才透亮了沒幾天的天空又放得煙霧繚繞起來。

　　“我現在大概可以給朗誦者做一個簡單的心理畫像。”

　　費渡略微閉上眼，多年前那個仿佛幽靈一樣出現在費承宇地下室里的男人在他的記憶深處露出詭秘的笑容，他身材高大，眼窩很深，眼睛里是濃重而化不開的陰影，又折射出近乎刺眼的光……尖銳、冰冷，又仿佛是仇恨。

　　“‘朗誦者’是一個曾經的受害人們組成的互助組織，長時間得不到正確紓解的創傷會傷害人的信任感，有時會伴有過度警覺、攻擊性強的癥狀，會改變一個人的人格，使自己異化、孤僻，與社會上其他人的隔閡感不斷增加，只有面對同等遭遇的人群時，才能產生歸屬感——這是互助組織之所以有益的原因。”

　　“但正常的互助組織，是讓受創傷者在一個相對舒適、有歸屬感的環境里，由專業人士引導，在彼此正向反饋中疏導壓力，接受事實，慢慢走出小圈子，回到正常的生活里，而不是讓他們互相沉浸于對方的負面反饋，加重和外界的隔閡，最后發展成一個封閉、孤立、抹殺了獨立意識的小團體。”

　　“關于群體性心理研究的文獻很多，著名的巴黎九月慘案、盧旺達大屠殺都是典型案例，而‘朗誦者’的發起人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他成功地構建了這樣一個團體——他們認為自己是被迫害的、正義的，創傷性的過度警覺被不斷加強，最初對于加害者的仇恨，會像一碗加滿的水，溢出后，擴散到外界所有人身上——他們感覺到的不公平，都是社會的錯，是這個社會上每一個人的錯，至于本該主持正義的警察，更是瀆職無能，罪無可恕。”

　　“最后小團體以外的人被物化，可以輕易成為復仇的工具，即使傷及無辜，也被視作是復仇和正義之路上必要的犧牲，”費渡的目光掃向所有隱含憤怒的刑警，“但是‘復仇工具’和‘復仇對象’是不一樣的，為了增加團體的凝聚力，他們必然存在一定的信仰，培養這種信仰則需要儀式感——例如對犯罪者‘以牙還牙’，死于他犯下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