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曉楠怎麼樣了？”

　　“一會我試著和她聊聊，”陶然說，“對了，我剛才聯系了育奮的老師和那幾個學生，老師倒是沒說什麼，答應上完課就過來，學生家長可都不太愿意，可能還得再溝通一輪。”

　　別人家的孩子出事，做家長的自然唏噓后怕，可是如果因為這事，三天兩頭讓公安局把自己家的孩子招去問詢，那就不十分美妙了。

　　“理解，”駱聞舟嘆了口氣，“實在不愿意過來，等會我們挨個上門家訪——先去問問夏曉楠。”

　　夏曉楠靜靜地坐在那里，就像一盞單薄的美人燈，畫的線條精致、活靈活現，然而只是一層紙，稍一不注意，她就要在火苗中化成灰燼。

　　她一聲不吭地看了看陶然和駱聞舟，繼而又重新低下了頭，凌亂的碎發自兩鬢垂下來，在肩頭落了一把。

　　駱聞舟比較擅長對付窮兇極惡的類型，一見夏曉楠，頭都大了兩圈，因此將主場交給了陶然。

　　“夏曉楠是吧？”陶然像個好說話的副科老師，非常慈眉善目地往她面前一坐，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證，“我叫陶然，在刑警隊工作，想找你了解一些事。”

　　夏曉楠不抬頭，好像沒聽見，全心全意地摳著自己的手指甲。

　　一個小時之后，陶然無可奈何地從審訊室里出來。

　　夏曉楠好似隨身背著一個隱形的蝸牛殼，外面有風吹草動，她都要戰戰兢兢地縮回去，軟語相勸，她不吭聲，態度強硬一點，她就哭，哭起來能撕心裂肺，有一次甚至差點原地休克，陶然沒辦法，只好中途把扮演黑臉的駱聞舟轟到了監控室。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也算是軟硬不吃了。

　　從頭到尾，她只點過三次頭。

　　第一次是陶然問“馮斌遇害的時候你在不在場”，第二次是駱聞舟被她躲躲閃閃的態度弄得不耐煩，沖她說了一句“你是不是事先勾結過通緝犯，要不然他怎麼能在那麼復雜的小路里正好截住你們”。

　　第三次，則是陶然問她“你知道是誰要害馮斌嗎”。

　　這回夏曉楠給出了清晰的回答，她說：“是我。”

　　“是我”這兩個字一出口，她就崩潰了，神經細如蛛絲，仿佛一臺行將報廢的破電腦，隨便點開個蜘蛛紙牌都能崩，崩開就接不上，至于她為什麼要害馮斌，從哪里認識了盧國盛，那通緝犯事發后又跑到了什麼地方，就全然問不出來了。

　　被卷入惡性案件中的人，只要不是那種喪心病狂的大變態，往往會抵賴，就算抵賴不成，也會下意識地把自己描述成無可奈何的受害人——撇清關系與推卸責任乃是人之常情——他們鮮少會承認得這麼痛快，連段動機都不肯編就一口認下來。

　　夏曉楠的爺爺等在樓道里，孫女被帶到公安局，老人終于后知后覺地察覺了不對，他到處打聽才拼湊出了一點來龍去脈，嚇得肝膽俱裂，見陶然和駱聞舟走過來，他立刻像犯了錯的學生，手足無措地站了起來。

　　陶然用胳膊肘一戳駱聞舟：“你去跟他說。”

　　駱聞舟聞言，掉頭就跑：“李主任，哎呀李主任，我可找您半天了，昨天說的材料給我找著沒有啊，急等著用呢！”

　　陶然：“……”

　　混蛋。

　　因為夏曉楠不肯配合，整個案子再次陷入僵局。

　　傍晚時，忙了一天一無所獲的刑偵隊在會議室里碰頭。

　　“那小姑娘除了反復承認是她害死馮斌之外，什麼都不肯說，”郎喬在夏曉楠情緒穩定后，又去找她談了一次話，“還有，我旁敲側擊，發現她根本不知道盧國盛是十五年前就在逃的通緝犯，提到這個人她就開始哆嗦，手指摳破了也毫無反應，是真害怕，不是裝的。”

　　“他們班主任宋老師剛才過來和我聊了，”陶然夾著記事本走進來，“她說夏曉楠成績好，性格文靜，長得也漂亮，班里的男孩喜歡她的不少，但沒見她和誰關系走得很近過——女生也沒有，他們班氛圍很好，大家都很團結，在學校里朝夕相處，像家人一樣，不存在欺負人的現象。”

　　郎喬說：“學校里有沒有欺負人的現象，老師不一定會知道吧？”

　　“不，”肖海洋一推眼鏡，“單個的吵架、針對之類雞毛蒜皮的事老師可能不知道，但長期、群體性的校園暴力，除非老師是剛畢業的小青年，一點經驗也沒有，不然她心里一定有數。要麼校園暴力確實是子虛烏有，要麼那老師在撒謊。”

　　肖海洋的政審材料就壓在駱聞舟的辦公桌上，他還沒來得及打開，聞言，駱聞舟看了他一眼：“我不是讓你們去跟學生們聊聊嗎？”

　　“聊了，”肖海洋攤開筆記本，“這次出走的學生總共六人，除了馮斌和夏曉楠以外，還有四個孩子，三男一女，女孩說是連驚帶嚇地發燒了，根本不肯見我們，剩下三個男孩倒是見到了，但是一問三不知，口徑一致得好像統一過，一口咬定出走是為了出去玩，出事當天都待在賓館，不知道馮斌和夏曉楠是一起的，也不知道他們倆出去干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