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人看來，既然需要鼓舞全民族的士氣，便絕不能出現旁的言論，何況西南歷來多生割據，政府西遷都算是半個外人，許多話、許多事怎可如此不慎？

王采荊本來聲名頗著，言辭亦向來謹慎，編輯部這才希望他為“統一”發聲，未料他還唱了個反調，一時自是嘩然。最尷尬的是，這居然只是個意外。王采荊在交稿時來不及親自寄出，是拜托鄰居從指定的地方取的稿子。

徐慎如問：“然后呢？”

王采荊道：“然后就……寄錯了啊。寄成了意思相反的那篇，我也不知為什麼編輯部本該審稿的，卻直接給我登上去了？”

徐慎如道：“《每周評論》一向自由，發什麼的都有，還不是要怪你寄錯了？何況那天負責終審的是浦希嚴浦先生。他嘛……當然是看熱鬧不嫌事大咯。”

中央研究院經過許多折騰才徹底獨立，浦希嚴仕途順風，終于如愿做了院長。這兩年間瑣瑣碎碎，他跟徐慎如、跟中央大學的關系都可謂很是微妙，就算終審時看出不對，也很樂得看王采荊鬧這個笑話，當然是一言不發。

話頭至此，王徐兩個少不得私下把浦希嚴抱怨了一番。抱怨完了，徐慎如才質詢道：“那不對啊，這事情還是由你而起的——就這麼一個題目，你究竟是站哪方的？怎麼還要各打五十大板，兩邊全都謅一篇的？”

王采荊理直氣壯地說道：“統一是由來已久的，說習慣了，在這時候推翻也不一定好，至于我那篇反調，本來是先記下來，給戰后留著慢慢補充，那時候再發的。

”

徐慎如無言以對：“那你發錯就發錯了，還再回信去解釋，跟人家辯論什麼呢？”

王采荊道：“我這文稿泄露是意外，當然要解釋了。何況我覺得他們那些不完善，而且現在的時局，也確實不適合討論這個問題。”

就因為這，兩派人馬辯了好幾個回合，結局雙方各有得失，只可惜王采荊不包括在這雙方里，他沒有得，只有失：一派人驚見他發表了與以往不同的言論，另一派認為他與本派雖然結論接近，理由卻不一樣，因此不能算作本派成員，他這是兩頭不著。

誰知王采荊還很不服氣，寫了回復長文掛在刊上詳細解釋了他與兩派俱不相同的立場和理由。一時間批駁的文章書信一封接著一封，徐慎如在他那里瞧見，幾乎以為回到了以前——昔年曾經有一次大的文化爭端，也是這樣的盛況空前。

徐慎如是不懂這些學術的，他如此關心這件事是因為世人皆知他是王采荊的朋友，所以雖然此事與他全無干系，但是人家罵的時候也將他一起罵進去了。

這邊說王采荊因為接近了政治人物而出賣學術立場，這只是一個開端和例子，長此以往整個央大都會“國將不國”；轉臉到另一邊，教育部的朋友也來對徐慎如抱怨，說你朋友身為學術領袖，怎麼能隨隨便便大放厥詞、破壞民族正義戰爭，讓我們管他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徐慎如懶得為閑事吵架，只好退避三舍，暗中將話都攢著預備去對王采荊抱怨，可是真見了面，對方既無辜又理直氣壯，他也只好舉起白旗，閉嘴去吸他的薄荷煙。

這件事還牽扯出了別的。比如多年前王采荊還跟人合編中學教科書，后來因為言論太過激進——也是關于民族認同啦、歷史真實啦一類的想法——而受到當局的禁毀。

這樣回想起來，徐慎如就發覺了，王采荊在處事上總傾向于走一種未必現實的中庸路線。就拿編教科書來說罷，多數學院人士一心追慕高深學問，不會跑去給初中生編教科書；專心國民教育的人則重現實意義，不會堅持加入未經公認的激進學術觀點。

所以那回某種程度上和這次是同一件事：這所謂的中庸與平衡，最終的結局卻是同時得咎，實在稱不上明智。、而至于更深的、跟這事相關又不相關的問題，比如歷史學求真與致用的矛盾，學者與政治的關聯，這些都是徐慎如作為局外人，到底懶得替王采荊想的，他只把那“兩頭得咎頗不明智”的話抱怨了幾句。

王采荊聞言，顧左右而言他：“薄荷煙有什麼好吸的？既不像薄荷，也不像煙。”

這一語雙關，既是反問也是回答。

徐慎如躺在沙發上不理他，結果自己嗆著了自己，十分西子捧心地咳著說道：“我忙也要忙壞了，你還凈給我弄些飛來的黑鍋。哪天我被鍋悶死了，你王先生也不會想我一想的。”

王采荊便說：“我不想你。我跟你那個誰又不一樣，你讓他想你去。”

徐慎如問：“誰，哪個誰？”

王采荊卻不著急，而是先接著剛才那話頭說：“我活了半輩子，家是沒有的，事業是若即若離的，從小便不懂得怎麼做人、怎麼處事。

長大了呢，好像是懂了，卻經常跟回魂似的覺得嚇人，覺得自己在這方面不大健全——也可能終生都健全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