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小卓哆哆嗦嗦地問醫生：“那是為、為什麼啊？”

　　醫生是個年長的教授，戴著厚厚的眼鏡，說可能是精神性的，不要太擔心，又問家長呢。

　　潘小卓說：“先不想讓家里擔心。”

　　醫生又說了遍“沒大事兒”，問：“高幾了？”

　　潘小卓說“高三”。

　　教授看了看他們倆，話說得挺溫和，說好治，還是要跟家里大人講，別害怕。

　　醫生還是見得多，不慌不忙地告訴他們別擔心，只是重復了好幾次要跟家里講，還說下次可以跟家里大人一起來他這兒看看。兩個小孩都不笨，知道醫生只是沒想加重他們的心理壓力，真沒事兒的話就不用反復強調讓大人來了。

　　老教授把話說得那麼委婉，只在最后才提到了一個詞。

　　“這個癔癥性聾呢，它不是說你就真聾了，畢竟咱們功能都好好的，是不？還是受你精神方面的影響，壓力太大啊，受了刺激啊，都有可能。我也有些患者，什麼刺激都沒有，做了個害怕的夢，醒來就突然聽不見了，所以沒關系，別擔心，能治。”

　　潘小卓擰著眉問：“那得怎麼治呢？”

　　教授又看看他們，才慢慢地說：“這得去精神科，如果是器質性有病變可以在我們這兒，但咱們沒真病，去找精神科大夫看看。好多患者不去治也好了，壓力沒了放松了自然就恢復了，都不是絕對的。”

　　一個可能是“癔癥性聾”砸下來，這四個字怎麼看怎麼聽它都不帶個好樣。

　　大夫的話乍一聽像是挺寬心，畢竟耳朵沒壞。

　　兩個小孩趁晚休之前回了學校，在車上潘小卓問陶淮南：“你要跟家里說嗎？”

　　陶淮南“嗯”了聲，知道耳朵沒壞多多少少寬了點心，低聲道：“考完再說吧。”

　　潘小卓很擔心，卻又安慰他：“沒事兒的，你別害怕。”

　　陶淮南點頭，說：“我不害怕。”

　　那時候陶淮南的確是不害怕的，耳朵只要沒壞就行。

　　可事分兩面，耳朵沒壞還聽不見，一旦治不好就一點辦法都沒了，連戴助聽器的機會都沒有。耳鳴、聲音小、聽不清，這些過渡都沒有，直接就是徹底切斷了。

　　從那天開始，陶淮南開始了跟寂靜之間沉默的抗爭，恐懼安靜，卻也在堅強地和它做抵抗。

　　他開始依賴聲音，只有聽著聲音才覺得安穩。他需要一直戴著耳機，這樣他一旦聽不見了就能第一時間發現。耳機還能做他的偽裝，給他的聽不見提供了個理由。

　　某一天的下午，班里沒課的時候，一對小同桌又偷著出去了一次。

　　潘小卓提前幫他約了次治療，帶著醫院的診斷和那些檢查結果和報告，去了家心理醫院。這次的醫生很年輕，說需要長期治療。他同樣沒把話說得很嚴重，可是在那他們碰到了個患者。

　　他三年前得了這個病，聾了三年了，到現在沒有丁點好轉的跡象，徹底徹底聽不見了。

　　那是一段很艱難的日子，每一分鐘都很煎熬。

　　陶淮南擔心哥哥，也擔心自己。他得復習準備高考，最難的是還要在聽不見的時候不被哥哥們發現。遲騁不好騙，他對陶淮南的了解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陶淮南只能一直捂著耳機，無論聽不聽得見的時候都少說話，少回應。

讓他的遲鈍和不耐煩變成一段時間里的常態，這樣才不會在某些時刻顯得突兀和怪異。

　　可哥哥們愛他，陶淮南反常地發脾氣和他那些煩躁的語氣他們都縱著他。某一次遲騁摔了他的耳機，陶淮南知道他或許是生氣了。陶淮南最不想騙他，他對遲騁撒的每一句謊，每一句裝出來的憤怒和不耐煩，都是割在自己身上的刀。

　　隨著聽不見的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陶淮南開始變得恐懼。

　　他每天都在手機上查著資料，查癔癥性耳聾，查過往病例。盲人模式沒那麼好用，有些軟件完善得好，可網頁不行，上面字和鏈接都很多，經常會點錯。陶淮南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尋找著能夠安慰自己的內容，在它們身上找寄托。

　　治不好的那麼多，他們都抱著能治愈的心態，徹底邁進了失聰人群。

　　黑暗和寂靜是所有負面情緒的溫床。

　　在聽不見的時間里，陶淮南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獨。那是一種絕對的、不留任何余地的孤獨。孤獨之下產生絕望、恐懼，和強烈的窒息憋悶感。

　　每一次聽不見的時候，他都會捂著耳朵，想起那年見過的那個盲聾小孩。他活得像個小動物，在自己的世界里封閉地滿足著。奶奶說他永遠停在了嬰兒時期，那樣也未必不好。

　　陶淮南也想起了小時候盲校的那個薩克斯吹得很好的男孩，他得到過，聽見過，所以回不去嬰兒的狀態了。從十二樓跳下去的時候，一定也是害怕的。

　　陶淮南比起那個薩克斯小男孩，他得到過更多，牽絆也更多。

　　他有哥哥。曉東現在有湯哥了，可遲騁什麼都沒有，遲騁只有他。陶淮南和遲騁是綁在一起的一個整體，遲騁永遠不會放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