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本在說笑，見到摩川后，便停下來退到路邊，待摩川走近，紛紛朝他躬身行禮。

「頻伽。」

摩川略微頷首朝她們回禮。

年長的婦女卸下籮筐，從里頭掏出兩個深紅的蘋果塞到摩川懷里。

「今天剛在集市上買的，您拿回去吃。」

年紀稍輕那名婦女也從籮筐里取出兩顆土豆，想要塞給摩川：「這是我家自己種的，您拿著。」

摩川的右手早在看到這兩人時就背在了身后，這會兒只一個手捧著，不太好拿。我看他都快捧不住了，輕嘖一聲，直接將蘋果和土豆都掃到自己懷里——蘋果一個口袋塞一個，土豆一個手拿一個。

兩名婦女投食完畢，高高興興地走了。

摩川見人走遠，飛快落下唇角，眉眼間的倦怠肉眼可見地加深。

“你說你整天這麼裝來裝去累不累？”我看他這樣我都覺得累。

雖說每個人多少都會有兩面性，私下是一副樣子，社交場合又是另一副樣子，但大多數人的這兩副樣子是有十分清晰的界線的，大家很自然地便懂得該在怎樣的場合用怎樣的面孔。然而摩川的界線卻很模糊。

他好像在努力抹殺自己本來的人格，通過隱忍、克制、偽裝，從而樹立起一個符合大眾認知的“頻伽”的形象。

“五濁惡世，人活著哪有不累的。”他巧妙地回避了我的問題，往前又走了百來米，轉進一個不起眼的小院。

我一看門口掛的牌子——“棚葛衛生院”，到地方了。

衛生院小小一間，不比海城的公共廁所大多少，連外立面都是同種風格，貼著簡約的白瓷磚，里頭就一個六十多歲，頭發花白的老大夫坐診。

老大夫跟大多數層祿人一樣，留著一頭長發，沒有簡單地扎在腦后，而是編成一股股小辮兒扎成一束垂在身側，潮味十足。他本來坐在柜臺后聽廣播，見有人進來了，隨意地看一眼門口，看到我時還沒什麼，一等視線移到摩川身上，臉色立馬變了，忙不迭從柜臺后繞了出來。

「頻伽，您怎麼來了？」

摩川抬起右手，讓他看袖子上的血跡：「不小心受了點小傷，血已經止住了，你再替我簡單包扎一下就行。」

老大夫大驚失色，連忙讓摩川坐下，小心解開了他手臂上的“止血裝置”。

層祿人的冬季長袍十分厚實，頻伽的袖子在厚實的基礎上又加上寬大這一項，有些礙事，摩川便干脆將整只胳膊從白袍里脫出來，方便大夫檢查傷口。

他里頭穿的是一件窄袖內衫，也是純白的，此時已經被血染紅了半截袖子，又因為壓迫止血的關系，布料與傷口發生粘黏，哪怕老大夫再小心，輕輕一撕，那傷口便再次涌出鮮血。

可能是衣服厚的關系，替摩川擋掉了一些力，袍子上劃開老大一個口子，手臂上的傷口卻不算長，十公分左右，也沒有很深，就是血糊糊的看著嚇人。

我捏著兩個土豆，有些頭暈，又強迫自己不要移開眼：“大爺，你們這兒有破傷風針嗎？”

「什麼？」

老大夫聽不懂夏語，有些茫然地看向摩川。

「你管你包扎，別理他。」摩川面不改色地說道。

老大夫聽話地點點頭，之后果然都不再搭理我。

手里的土豆已經不是土豆，是我的壓力球，我做了個深呼吸，捏著兩個土豆轉身就走。

兩個人誰也不在乎我，自然誰也沒叫住我。

我一路跑回研究院，問嚴初文要了車鑰匙，再把口袋里的蘋果、手里的土豆都給了他。

“你這……你這東西哪兒來的？不是，你去哪兒啊？”他捧著滿懷的蔬果，一臉懵地看我鉆進車里，發動引擎。

我降下車窗，問：“最近的三甲醫院在哪兒？”

“三甲醫院？你怎麼了要去醫院？”一聽“醫院”，嚴初文緊張起來。

“一時半會兒說不清，我回來再跟你細聊，你先跟我說在哪兒。”

“最近的三甲醫院得去市里，離這兒一百多公里呢。”嚴初文將醫院的名字，以及從厝巖崧出發大概怎麼去跟我說了下。

路況好，走高速的話，也就一個多小時。

“行，那我走了。”設置好導航，我揮別嚴初文，直接開著車去了衛生院。

回到衛生院的時候，老大夫剛給摩川包扎好傷口，他一個赤腳醫生，平時看看小毛小病還行，縫合這種技術活就實在愛莫能助了。

我一掀開簾子，就聽到他也在勸摩川去大醫院看看，言語間透著濃濃的心虛，似乎也不是很相信自己的醫術。

我一進去，兩人同時看向我，摩川外袍穿到一半，就那麼定在那兒。

“你……”他有些搞不懂我，“你又來做什麼？”

我不理他，過去拿起桌上那條染了血的串珠，沖老大夫笑笑：“謝謝您了。”

不管他聽不聽得懂，講究的就是一個禮數到位。

隨后我攬住摩川的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將他往外頭帶。

摩川被我帶得腳步都有些踉蹌，不解地擰眉：“你要干什麼？”

“送你去醫院打針。”

說著話，我們出門到了外邊。

此時雖然已經下午五點多，但太陽還沒有完全落山，天從深藍慢慢過渡到淺藍，再到天邊的金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