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一刻起，少年必須立刻褪盡最后一點迷茫與青澀，迅速成長為可以獨當一面的成年人，否則就會失去活下去的可能。

　　“因為她的亞裔外表，確切的說是東亞外表；因為她很瘦，看起來沒有反抗能力；因為她隨身帶著百元面值的現金，肯定是有錢人；因為有錢的東亞人不可能會在乎那幾百的小錢，施舍給窮人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她沒有立刻交出手里的那500現金和手機，還妄圖反抗；因為犯人比她膚色更深，而她只是一個碰巧走進治安混亂街區的無知游客……有無數個的理由能排在懲治犯罪之前，排在種族輿論之下，讓真相變得無關緊要。

　　“畢竟是在極端政治正確的大環境下，這種情況就是會被警察擅自判斷為‘毫無線索’且無法偵破案件。即便碰巧抓獲了罪犯，也會因為損失金額較小，而被限制在輕罪范圍內，隨后就會被檢察官將其歸類于‘為了節省法律資源，必須簡化審判流程，而不予起訴的輕罪’的范疇……所以調查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會不盡如人意的結果，而犯人自然也能站在行兇后不見蹤影。”

　　聞哲就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規劃。

　　“我集中所有的精力，用所有能擠出來的時間去自行調查。可我并不熟悉當地的法律程序，自然到處碰壁。”

　　他只得去讀法律。

　　“可惜學法律對于調查犯人或真相其實并無幫助，只能讓我明白了這里自有其一套怪誕的、我即便能了解，依舊無法理解的運行邏輯。

”

　　直到他因為“經濟問題”，不得不分出一部分時間，去聯絡 “華爾街的朋友”，進行能創造金錢收益的有效社交。

　　“直到我親眼見到了其運行模式，我終于明白了一切真相的根源并不在法律，也并非是意外或概率，而是通過法律手段打造出的一套已經踐行了上百年的政治模式，或者說是一種專屬于北美的可笑政治游戲。”

　　隨后，他又明白了那些可笑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是什麼貨色，自然也明白了他父母認知中的北美其實還停留在二十年以前，其實那早已經是可笑的幻想了。

　　“從排華法案到狹隘的小民思維，極力避開政治活動的生活習慣，向來只知曉專注于學習、工作以及私生活的華裔群體其實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了北美的政治游戲之外，自然不知道應該如何利用游戲規則來保護他們自己。”

　　是一種從開始就錯判的，極其愚蠢的選擇。

　　“而我也是同樣的愚蠢——恰如我當初為了逃避父親才選擇到這里，卻不知道父母夢想中的所謂自由大陸其實早已經因為無處不在的政治游戲變成可以放任任何犯罪的瘋狂之地。”

　　可是，那些沒有在這里生活過的人卻還對此深信不疑。

　　“包括我的父母在內，都被那些流于表面的話術和高談闊論堆砌出來的東西所欺騙，變成了對虛構出來的自由信仰深信不疑的空想者。”

　　聞哲說到這里，突然看向了屠休。

　　“很可笑，不是嗎？”他問。

　　他不需要回答，而是在自問自答。

　　“因為只有虛假的自由才需要掛在嘴邊，不斷朝四周大聲疾呼，逼迫旁人與其一同高談闊論，以彰顯其存在；

　　“因為只有擁有公認的長期被殖民史的非裔最適合被推到臺前來，作為挑唆矛盾以及轉移注意的犧牲品，而那些藏在幕后操控的人，卻在事不關己的欣賞這場大戲；

　　“因為黃種人早已經被徹底邊緣化，自然注定了他們就是一切游戲里的最底層，是隨時可以拿出來消滅的犧牲品；

　　“因為身為黃種人從出生那一刻開始在這里就永遠都只能是四等公民，可他們卻還沒有意識到，反而繼續沉溺于這種自欺欺人的妄想里，以此填充其空洞的靈魂，哪怕甘愿淪為外黃內白的蠢貨，也要過上他們幻想中的自由生活……卻沒有人知道，自由只是與安全彼此駁論的心理學概念。”

　　是的。屠休想。這也是他憎惡這里理由之一，更是決定他復仇的契機。只是他與聞哲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他是從上至下，想要寄生于頂層，從根源上改變游戲規則。而聞哲則是從下至上，意識到只知道顧自己一畝三分地的小民天性，已經不知不覺間扼殺了底層人在社會層面上的生存空間，讓他們只剩下了兩種選擇——

　　“要麼是當權者的狗，要麼是游戲參與者的攔路石。”

　　聞哲平靜的說出與屠休腦海中相同的結論，但他腳下的動作卻與平靜聲音正好相反，不知不覺間已經將所有腐朽木板都踐踏為細小碎屑。

　　“就像當初舊殖民主義把人當做畜牲奴役，新殖民主義則會更進一步，會讓被奴役的人心甘情愿的成為其墊腳石。

而受害者們甚至卻沒有意識到，對上層人來說那只是一場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