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門出屋，新鮮的花草氣息沁人心脾。刑鳴發現，在林蔭間忙忙碌碌的綠化管理員不是陶紅彬，而是一張新面孔。

干出鏡記者那會兒他養成了一個習慣，兜里常年揣著一盒煙，自己不抽，但見到男性被采訪者，便會先敬上一支。刑鳴喊了那張新面孔一聲“師傅”，客客氣氣敬上煙，問：“原來那個老陶呢？”

新面孔回答刑鳴，說是陶紅彬替老鄉照顧孩子去了，臨時讓他來頂一頂。

刑鳴繼續問：“沒說什麼時候回來？”

“不好說，得看老陶的老鄉什麼時候回來。”對方停頓，思考，補充，“他老鄉姓崔，兒子就是新聞里那個拿刀砍了老師又跳樓的，你說，那麼聰明的孩子，怎麼就不讓他爹省心。”

聽這人說，老陶的老鄉聽聞兒子要去上節目，自覺太過丟人，當場就在醫院的病房里喊打喊殺，這兒子也不食素，竟跳下病床揮拳跟老子對打，驚得一眾攔架的護士都目瞪口呆，說這對父子世間罕有，老子不舐犢，兒子不反哺，都是要遭天打雷劈的主兒。

踏破鐵鞋無覓處，刑鳴不由一笑，認真謝過了這張新面孔，轉身走了。

沒走出多遠，就給陶紅彬打電話，問他崔皓飛的家庭情況。陶紅彬正巧在醫院，找了個僻靜地方跟刑鳴通話。

他告訴他，崔皓飛的爸爸叫崔文軍，人說好漢無好妻，懶漢娶花枝，崔文軍算是兩者各占一半，老婆漂亮卻不賢良，孩子很小的時候就跟人跑了。父子倆相依為命，互相攙扶著沒被貧窮摧垮，崔文軍含辛茹苦將兒子拉扯大，崔皓飛也一直很孝順。

刑鳴想起三年前那期采訪崔皓飛的《明珠連線》，十四歲高考狀元面對鏡頭，撇嘴，聳肩，故作輕描淡寫，問我遺不遺憾沒有童年？不遺憾啊，少讀兩年書，少交兩年學費，多好啊。

刑鳴從回憶中抽離，聽陶紅彬繼續說下去，大約是幾個月前崔皓飛偷偷摸摸帶了一個男孩回家，結果被他老爹當場撞破。崔文軍老實本分了一輩子，不能理解帶把的喜歡帶把的，盛怒之下差點當場就把兒子打死。他認定這種喜歡是病態，多方打探以后，強迫崔皓飛去接受矯正同性戀的電擊治療。本來挺開朗一個孩子，自那以后就變了，變得沉默寡言行為過激，這次能拿刀去砍老師，估摸著也是受了電擊治療的影響。

刑鳴忽地心眼一亮，讓陶紅彬把電話轉交給崔皓飛。

電話那頭窸窸窣窣地傳來兩個男人交談的聲音，聽不太清楚，依稀只能聽見一句：原來您一直提起的主持人就是他呀。

再接起電話時，崔皓飛的態度終于再次軟了下來，他吐露，他傾訴，他說他恨死了他媽那個賤女人，他爸為了不讓他輟學，跪在地上向他媽借學費，卻被他媽新勾搭上的男人百般羞辱，潑了一身的泔腳料；他說他從未怨恨自己的父親，只是害怕他視自己為怪物，失去這唯一的親人。

一個十七歲男孩以完全不符他年紀的悲愴口吻說，你理解不了，你們全都理解不了。

相似的情景令人不堪回首，刑鳴沉默片刻，然后一字一頓地、誠懇地保證，給我一個機會，證明我們一樣。

刑鳴有了任務，他得回崔皓飛的老家找到崔文軍，若老子誠心諒解，兒子才上節目。這個任務隨之帶來靈感，刑鳴坐在回家的公車上，迫不及待地就在手機上修改選題，調整訪談提綱。

刑鳴最滿意也最享受自己工作時的狀態，在這個泥沙俱下的時代里扮演最單一的角色，看形形色色的人，聽林林總總的事。虞仲夜說新聞工作者必須客觀，他就盡量詳實客觀。同性戀厭惡療法是個挺有趣的主題，牽系經濟與法律，可進可退，可精可雜，比起哭哭啼啼地講述一個同性戀者的悲慘遭遇，顯然更客觀公正。

完成所有調整之后，一抬臉看向窗外，才發現坐過了站。

天氣不錯，有風，道旁的樹葉在暮春的熱氣中翻卷，碧油油的。

刑鳴下了公車，心情不錯地徒步前行，他有自信這樣的腳本能過審查，但前提是王編輯愿意點這個頭。

王泊舟也是犟脾氣，三十歲就敢只身上前線，扛著土槍打老毛子，能不犟嗎？盡管王編輯在總編室對自己、對蘇清華破口大罵，但刑鳴對這個男人仍有好感，也為自己不知輕重地嗆他感到后悔。

刑鳴給臺里人打電話，問來了王編輯的家庭地址，打算直接上門，負荊請罪。沒準備名酒名煙，也沒在信封里裝塞厚厚一沓鈔票，只買了一些常見的水果與營養品，以示禮節，而非行賄。

刑鳴摁響了門鈴，王編輯的老婆開了門，挺面善的一個女人，穿著頗具古韻的麻紗長褂，綰著簡單優雅的發髻。

刑鳴自我介紹，乖乖巧巧地叫了對方一聲“師母”，問，王老師在不在？

王師母招呼他進門，笑著說，今天什麼風？貴客來了那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