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住了她的話——我只能靠自己。

　　傷好之后，我的噩夢卻并未結束。那些傷害我的人變本加厲，只是沒有再將我折磨到需要進醫院的程度。‘他’就是那時出現的，我知道‘他’的存在。‘他’是個瘋子，掄起刀就砍。我的身體被打得傷痕累累，可是那些人嘗到了苦頭，也不敢再來傷害我。

　　但我害怕‘他’，‘他’讓我成了村子里的異類，就連語文老師和秀秀姐都不敢再接近我。秀秀姐其實也是老師，教的是舞蹈。她曾經那樣溫和地鼓勵我，目睹我砍人之后，看向我的眼神卻變成了恐懼。我叫她，她卻步步退后。那種感覺太奇妙了，就像照在我面前的光一寸寸離我遠去，將我留在了黑暗里。

　　后來很多年里，我都記得她在教室里給我們跳舞的樣子，‘他’……也一定記得。只是我記住的是秀秀姐給與我的照顧與愛，‘他’記住的卻是秀秀姐那畏懼的眼神，和冷漠的遺棄。

　　16歲時，我在政府和志愿者的幫助下，離開了老家，坐在城市明亮的教室里。我的成績很好，老師總是表揚我。‘他’很久沒有出現，我刻意忽略他，久而久之，好像‘他’根本就沒有存在過。

　　我上了大學，學的是心理，靠助學貸款順利完成學業，畢業后，我進入一個不錯的心理咨詢機構。如秀秀姐所說，知識真的可以改變命運。至少，知識改變了我的命運。積累夠了經驗之后，我在謙城開了屬于我自己的心理診療所。和沿海城市相比，這里相對落后，人們對心理疾病不重視。這正是我選擇謙城的原因，發達城市有很多知名心理醫生，在不那麼發達的地方，我可以幫助更多人。

　　我接診了一個孩子，他叫屈笛。老實說，他已經不是小孩了，可10歲那年發生在他身上的事，讓他的心理停在了那一年。越是了解他，我越是感到難過，他的遭遇和我相同，他的父母為了不讓別人知道，不斷向他灌輸‘你錯了’、‘被傷害是丑事’之類的觀念。他的心病非常嚴重。我嘗試幫助他，但在幫助他的同時，我不斷想起當年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在我不知道的時候，‘他’回來了。

　　每個人都在談論‘恨心殺手’，包括我，但直到付軍河先生帶著音頻來找我，我才知道，原來我就是‘恨心殺手’。

　　我潛意識里對于侵害的恐懼招來了‘他’。我終于明白‘恨心殺手’為什麼專挑喜歡跳舞的女性下手。因為她們代表秀秀姐，‘他’恨秀秀姐。

　　我請求付軍河先生給我時間。我決定和‘他’談一談。

　　我不能再待在謙城，每天睜開眼，看見謙城的一切，我都感到痛苦。多年前我選擇謙城，是為了幫助這里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而現在，我成了一個劊子手。

　　我回到彤城，嘗試治療我自己。但是我失敗了，我和“他”一樣，都是殺人犯，“他”不是別人，‘他’犯過的罪行，也是我所犯的罪行。

　　原諒我的懦弱，我不敢面對警察，更不敢請求謙城人民的寬恕。但我保證，‘恨心殺手’將不再存在，再也不會有人會因為‘恨心殺手’而死。

　　因為，我會殺死他。”

　　視頻的末尾，邱輝面對攝像頭跪下。后面是一段靜止的畫面，他跪在空蕩蕩的房間里，身后是白茫茫的大雪。

　　整個謙城警界，沒有一人想到“恨心殺人”系列案竟然以這樣的方式“自產自銷”了。

視頻已經播完很久，龔獻還坐在桌邊，雙眼一眨不眨地盯著顯示屏。

　　花崇在他肩上拍了拍，向走廊上走去。

　　自始至終，他都保持著冷靜。七年前的案子和現在的兩起案子看似已經偵破，但還有許多細節需要謙城警方去一點一點核實。

　　而這些命案背后的悲劇，讓他分毫感覺不到重案偵破后的輕松。

　　當年是哪些人在寰橋鎮作惡？被他們傷害的孩子有的靠著自己和家庭走了出來，有的卻和家庭一起深陷泥潭，蕭歡跳樓自殺，屈笛被困在孤獨的世界中，而余俊在經歷了一個無助且迷茫的少年時代后，走入一段新的人生，余俊至今在為被害兒童發聲，可令人唏噓的是，他的發聲卻讓他死在了受害者父親的屠刀下。

　　付軍河犯了罪不假，可悲劇的始作俑者卻還逍遙法外，沒有受到任何應有的懲罰。

　　同樣，邱輝也是受害者。傷害他的人也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

　　理性來講，花崇清楚，因為無法取證，警方無法將二十年前傷害余俊、屈笛的人緝拿歸案。寰橋鎮民警當年面對的困局，依舊是謙城警方，乃至特別行動隊面臨的困局。

　　這樣的理性讓花崇深深感到無力。

　　走廊上暫時沒有別人經過，花崇停下腳步，輕輕靠在墻上，疲憊地閉上眼，不由得想，二十年前如果余俊和屈笛沒有被傷害，他們的人生，以及他們的家庭是不是就是另一番景象？

　　答案是肯定的。

　　折磨重案刑警的，從來不是沉重的破案壓力，以及由此而來的超負荷工作，而是當你偵破了一起命案，卻發現命案背后藏著一群無法被法律制裁的人，發現當初的受害者成為加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