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至秦笑,“那就一起。”
劉忠貴今年71歲,身高不到1米65,干干瘦瘦的一個老頭,坐在派出所的警室里,緊張得聳起肩膀,沒了前一日的輕松。
“老人家。”面對老年人時,花崇不像平時那樣強硬,態度溫和許多,將推車的照片往前一抵,問:“您見過它嗎?”
劉忠貴只看了一眼,便更加緊張,臉上的皺紋深邃得像溝壑,結結巴巴道:“沒,沒見過。”
“是嗎?”花崇說:“但你在它的把手上,留下了指紋。”
劉忠貴睜大眼,恐懼地看著花崇。
在他的眼神里,柳至秦看出了比恐懼更深的東西——內疚與懊惱。
他在懊惱什麼?
他為什麼而內疚?
“我……”劉忠貴枯枝一樣的手緊抓著桌沿,視線從花崇臉上移開,又看向柳至秦。
柳至秦問:“老人家,這個推車本來在院墻外側,靠近平臺的地方。是您將它移動到拐角后,用塑料布遮蓋住,并清理掉平臺上的腳印,對嗎?”
劉忠貴的肩膀縮了縮,眼瞼往下一垂。
花崇聲線一沉,“你在幫兇手。”
聞言,劉忠貴驚慌地抬起頭,“我沒有幫兇手,是我,是我……”
柳至秦擰眉,“是你?”
“是我殺了那個孩子!是我!”劉忠貴激動得雙手握拳,一下一下砸在桌上,“你們抓我吧,是我殺了他!”
花崇搖頭,“老人家,你冷靜一點。”
“真的是我!”劉忠貴說著從椅子上站起,佝僂著腰,將手并攏,遞到花崇面前,“人是我殺的,你們把我抓去槍斃吧。”
柳至秦與花崇交換了一個眼色,旋即起身繞到劉忠貴旁邊,扶著他安撫道:“老人家,人是不是你殺的,我們自然會查,你先冷靜一下,等會兒……”
“是我殺的!沒有別人了!”劉忠貴卻越來越激動,拼命將手往花崇跟前遞,似乎恨不得花崇立馬給他掛上手銬。
花崇朝柳至秦搖了搖頭,讓同事帶劉忠貴去休息。
“很明顯,他想保護兇手。”派出所外的院子里種了棵樹,枝繁葉茂,周圍還有一圈花壇,柳至秦跟花崇借火,手指夾著煙,“但他精神很不正常。”
“他知道兇手干了什麼,也看到了兇手留在平臺上的腳印和拋擲在院墻外的推車。他想幫兇手掩飾。當無法掩飾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將兇手的罪行攬在自己身上。”花崇眼色一深,“他這麼做,只有一種可能。”
“兇手是他的兒子。”柳至秦道:“只有父母對孩子的愛,才會深到……”
愚昧的地步。
花崇從花壇邊站起來,“走,去查一查他兒子的情況。”
出人意料的是,劉忠貴的兒子劉少友,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已經去世。
“去世了?”花崇略微一驚,柳至秦也有些詫異。
“是的。少友走的時候才26歲。”強鳴是洛大后勤部的負責人之一,五十來歲,說起劉家父子,便止不住地搖頭,“老劉可憐啊,老婆早逝,一個人既當爹又當媽,好不容易把少友拉扯大,哪想在我這麼個年紀時,失去了唯一的兒子。”
劉少友死于一場兵工廠安全事故。
二十多年前,能進兵工廠工作,對普通家庭來說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劉少友從技校畢業后,劉忠貴費了不少力氣,來回托關系,才將他塞進函省一家曾經極富盛名的兵工廠。
在那里,劉少友當了八年“火工”。
在兵工廠工作有一定的危險性,尤其是火工。
全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發生幾起安全事故。但在那個年代,人們安全意識薄弱,信息也相對閉塞,絕大多數人只知道當火工工資高,也光榮,很少想到生命得不到保障。
事故發生的時候,劉少友不在核心地帶,沒有立即喪命。
但活著,不比死去輕松。
他全身燒傷面積高達96%,多個器官衰竭,在兵工廠自己的醫院里掙扎了半個月,最終沒能挺過來。
劉忠貴是老實巴交的農村人,被兵工廠的領導們耍得團團轉,不知道好端端的兒子為什麼說沒就沒了,最后還是洛大校方出面,才為他討到了一千塊撫恤金。
在當年,一千塊不是小數目。
但一條鮮活的命,絕不止一千塊。
沒了兒子,生活也沒了盼頭,劉忠貴時常在工作上出錯,有時忘了按時鎖宿舍的門,有時誤將學生當做兒子,被投訴了幾回。
校方可憐他,讓他繼續留在學校當宿管,并通過學生會,將他的遭遇告知當時的學生。
聞者無不神傷,更有學法律的學生想要為他討回公道。
但一個失去全部希望的農村老人和幾名羽翼未豐的窮學生,哪里斗得過勢力盤根錯節的兵工廠。
這事后來不了了之。當知情的學生都畢了業,便沒有人再提及。
時間也許扶平了傷口,劉忠貴很少再犯錯,漸漸地,新來的學生不再知道他背負的傷害,只有后勤部的同事還記得。
強鳴比劉少友大幾歲,剛被分配到洛大時,經常受劉忠貴照顧,空閑時還與劉少友打過幾場籃球。
劉少友去世后,正是他在后勤部牽頭,強烈要求校方出面與兵工廠交涉。
這些年下來,也是他明里暗里幫扶著劉忠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