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般情緒交雜，實在很難說清楚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你，究竟是怎麼說服病人家屬的？”鐘燁還是沒忍住問。

　　俞銳搖了搖頭：“我什麼都沒說。”

　　“什麼都沒說？”鐘燁面露狐疑，有些不信，“那家屬態度怎麼會轉變這麼快，還轉變這麼大？”

　　在此之前，不管是OPO的人，還是心外孫主任，甚至連鐘燁本人都去找過病人家屬。

　　但對方情緒激動，還極其抗拒，根本連談的余地都沒有，更別說答應捐獻器官了。

　　最后也是真的沒辦法了，OPO的梁主任才會舔著一張老臉找上俞銳。

　　可當時俞銳態度堅決，這件事又的確是在強人所難，梁主任和鐘燁都已經做好放棄的心理準備了，沒想到還能在關鍵時刻迎來轉折。

　　“是生前預囑。”俞銳只回了他五個字。

　　片刻恍惚，鐘燁很快就明白了。

　　其實，和OPO跟鐘燁推行鼓勵器官捐獻一樣，俞銳從藏區醫院調回來以后，一直就在身體力行地科普推行生前預囑。

　　那些飽受痛苦只剩下絕望的癌癥末期病人，那些遭逢意外只能靠呼吸機維系的患者。

　　這世上有太多的無能為力了，生老病死又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

　　生命的降生總是讓人興奮雀躍，可如何面對死亡，如何體面地離開，卻始終都是一個極其沉重的話題。

　　當一個人躺在病床上，不能動也不能說，甚至無法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意愿，只能任由他人決定自己的生死去留。

　　哪怕一開始就說好的，可事到臨頭，即便患者本人不想過度治療，但家人卻不愿放棄的病例實在是太多了。

　　良心的譴責，情感的割舍，道德和倫理的較量之下，病人的尊嚴和意愿逐漸被忽略，甚至被拋諸腦后。

　　于是走到最后一步，插管，鼻飼，電除顫，乃至于氣管切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全身插滿管子，只能絕望地煎熬。

　　一直熬到油盡燈枯，咽下最后一口氣。

　　毫無質量的延續生命，不僅是在增加病人的痛苦，連病人最后應有的一絲體面和尊嚴也蕩然無存。

　　而生前預囑所要解決的，正是“尊嚴死”的問題。

　　盡管在國內，生前預囑并不合法，但已經有一部分醫學界人士自發地組織起來，開始從科普到實踐過程中，逐步進行推廣。

　　俞銳就是八院最支持生前預囑的人。

　　尤其他手下的腦瘤組和重癥組，一直就是高死亡率的組別，很大部分的病人，最終無可避免都會在監護室里等待生死宣判。

　　有些病人明明已經無自主呼吸，處于腦死亡的狀態，可只要家屬不愿放棄，他們就得用盡各種方法去搶救，甚至眼睜睜看著病人靠呼吸機維系，直到各項器官衰竭。

　　所以遇上那些病情嚴重，又明顯已經無法治愈的患者，俞銳都會讓科里的醫生在適當情況下進行生前預囑的科普，把選擇離開的方式交還到患者手里。

　　在這件事上，鐘燁雖然并不反對，但也從未表現出支持。

　　他個性務實且看重成效，生前預囑的推行難度太大且收效甚微，遠沒有器官捐獻那麼迫在眉睫，所以他根本不會投入人力物力去做。

　　何況到目前為止，未做公證的生前預囑并不具備任何法律效力，頂多可以作為病人清醒時的想法，在必要時刻傳達給需要做選擇的家屬。

　　這次16床的事正是如此。

　　早在16床查出腦瘤時，俞銳就跟對方科普過生前預囑，對方簽了，但也只是一紙文件，并不具備任何強制執行的法律效力。

　　梁主任找上俞銳的時候，從內心來講，面對心外等待移植手術的病人，俞銳心里不是沒有過猶豫。

　　可猶豫過后，他依舊認為，哪怕只剩最后一秒，生命本身也值得被尊重。

　　他沒辦法為了簡單尋求所謂的最大利益，在情感和道德上施壓，迫使本就在彷徨哀痛中的病人家屬放棄自己的至親至愛，還要去成全別人。

　　將心比心，他做不到。

　　他能做且也唯一想做的，就是在最后關頭把那份生前預囑交給家屬，由家屬們自己去做選擇。

　　好在，掙扎過后，病人家屬還是選擇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放棄全部創傷性搶救，捐獻可用的身體器官。

　　顧翌安也聽說了這件事。

　　晚飯過后，倆人坐在沙發上，聊起16床，也聊起生前預囑。

　　生前預囑在美國早就合法化了，在這方面，顧翌安遠比俞銳更有體會，甚至也在霍頓遇到過很多類似的病例。

　　人文關懷和醫學倫理，時有矛盾，往往并不見得能兩全，但所有醫學界的人都在不懈努力，試圖在兩者之間求得一份平衡。

　　不過國內環境受限，情況也完全不同，俞銳做這樣的事不僅耗費精力，很多時候還會面對家屬和病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顧翌安對著電腦一邊處理電子郵件，一邊聽他講了小半天。

　　聽到最后，顧翌安目光依舊注視著電腦屏幕，接話問道：“怎麼會突然想到要做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