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銳出火車站的時候，一場雨剛過去，空氣清新，鼻息間還聞到明顯的青草味兒和泥土香。

　　閉眼深吸一口氣，俞銳抬起眼，視線穿透層疊的山峰，緩慢向上，天上僅有幾片純白如棉花般的浮云，剩下大片都是明亮干凈的藍。

　　旅游城市，進站出站的大部分都是往來的游客，甚至還有好幾組統一佩戴著紅馬褂的夕陽旅行團。

　　站了好一會兒，俞銳掏出手機剛要打電話，有人急急忙忙從停車區跑過來，遠遠地向他揮手：“俞哥！俞哥，這邊！”

　　聽到聲音，俞銳抬眼一看，隨后按掉手機屏幕走過去。

　　來人叫諾布，年過三十，是俞銳親手帶出來的，也是藏區醫院唯一的神經外科醫生。

　　剛走近，諾布就把俞銳的行李箱接了過去，俞銳本想拒絕，但架不住對方力氣大，最后只能作罷。

　　俞銳無奈道：“不是都跟你說了，我自己過去就行，怎麼又專門跑來了。”

　　“沒關系，不礙事，咱們這邊黑車司機挺多的，我怕你吃虧，還是親自來接比較放心。”諾布笑著把他帶到一輛灰色面包車跟前，拉開車門，將行李放到后座。

　　藏區紫外線強烈，常年生活在本地的人，大多皮膚暗黃發黑，就連笑起來都憨厚可愛。

　　上車后，諾布本想先把俞銳送到酒店，俞銳抬手看了眼時間，回絕道：“不用去酒店，現在還早，直接去醫院吧，先看看病人情況如何。”

　　“好的俞哥，那等會兒我再開車把你送過去。”諾布曾經跟在俞銳手底下兩年，知道他是個什麼性格，便沒再堅持。

　　手動擋的老式面包車，諾布握住手剎來回拉動兩下，踩著油門兒便直奔醫院。

　　這次需要手術的患者是一位70多歲的藏區牧民，名叫格勒，當地村民和牧民都叫他格勒姥爺。

　　二十多年前，格勒因為一場意外沖突，頭部和面部同時受到重創導致昏厥。

　　當時條件有限，送到醫院后，接診醫生也就只是給格勒姥爺做了簡單的清創處理，既沒拍過CT，也沒做過任何其他腦部方面的檢查。

　　之后就這麼稀里糊涂地過著。

　　直到俞銳五年前到藏區醫援，帶著一只醫療隊專門去到游牧區給當地牧民義診，格勒姥爺因為經常性頭痛來找俞銳看病。

　　就因為這次檢查，格勒姥爺此時才知道，在過去二十多年，他腦子里始終都插著一根長達10cm的鋼條。

　　這種情況實在太少見了，別說醫療隊成員全都瞳孔地震，驚訝到失語，然后紛紛放下手頭上的活兒跑過來圍觀。

　　就連俞銳自己也從未遇到過類似病例。

　　換做其他人，也許普普通通一次顱腦損傷，就有可能導致他們致殘致死。

　　而格勒姥爺的顱內異物，無論是從長度，還是從插入深度看來，都極其兇險，可偏又完美地避開顱底外側。

　　甚至不曾對任何神經功能區造成影響，以至于他能在這二十多年，毫無所覺地攜帶異物生存。

　　即便如此，隨著年齡增長，個人抵抗力逐漸下降，異物導致的顱內感染便會愈發嚴重。

　　所以格勒姥爺才會出現越來越嚴重的頭痛。

　　俞銳在義診當天就告知對方，必須盡快手術取出異物，否則他的情況只會惡化，而且隨時都會危急生命。

　　但格勒姥爺卻不同意。

　　藏區牧民長期生活在高原地區，無論是生活習慣，亦或是種族文化，始終還是和其他民族存在著許多差異。

　　開顱手術對他們而言，基本屬于禁忌，大部分人只要聽說手術要開顱進行，便一臉驚恐地頻頻搖頭。

　　加上游牧民族居無定所，格勒姥爺本人除了一名年僅五歲的小孫子，再無其他別的親人。

　　因此，無論俞銳怎麼勸說，對方始終不肯接受手術。

　　百般無奈之下，俞銳只能讓諾布定期給格勒姥爺做檢查，以便跟蹤他的病情進展。

　　面包車停在醫院，下車后，諾布帶著俞銳徑直就往監護病房走。

　　藏區這邊醫療條件有限，住院大樓也相對簡陋，上樓下樓連電梯都沒有，只能靠步行走樓梯。

　　路上，俞銳問他：“格勒姥爺上次過來檢查是什麼時候？”

　　“半年前，”諾布說，“就你春天來醫援那會兒，后面就一直沒來過，聽達瓦說他們這次去的地方太遠，中途好像一直就沒回來。”

　　達瓦是格勒姥爺的孫子，今年剛滿十歲。

　　病房門口，達瓦抱著胳膊蹲在地上，下巴抵住膝蓋，怯生生地把自己卷成皮球。

　　聽到有腳步聲靠近，他才緩慢地抬起頭來。

　　待看清來人是俞銳后，達瓦很快站起身，眨巴著兩只圓溜溜的眼睛，嘴巴里“啊啊”了兩聲。

　　他身上還穿著藏袍，衣服顯然是不合身的，剛一站起來，左肩上的袖袍便往下滑出一大截。

　　俞銳走到跟前，抬手幫他往上提。

　　游牧的藏民，長期暴露在紫外線下，導致達瓦的皮膚黑黃黑黃的，但臉頰卻又是紅撲撲的兩塊，跟抹了腮紅似的。

　　達瓦是聾啞人，不會說話也聽不見，俞銳便半蹲下來，沖他比了幾句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