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避開了關于“新年”的話題，突然開口道：“顧柏川，等到再開春的時候，我就要二十歲了。”

　　顧柏川沒有回話，于是我繼續說了下去：“你知道嗎，小時候我總覺得二十歲，是一個足夠頂天立地、能獨自面對生活的年紀，可是，我現在當真要二十了，卻不覺得自己和從前有什麼變化……我在大學沒有交到什麼體己的朋友，也沒有成為成績拔尖的那個，更沒能變成你所期待的，有理想、有自我的人，我渾渾噩噩過日子，就像是地鐵上每一個步履匆忙的人一樣。

　　“我總希望自己能像跟你說的一樣，有一個新的開始。所以，我找了一個合適的人，談了一場順利且平淡的戀愛，到最后發現我其實并沒有多喜歡他，而答應和他在一起，好像也變成了一件錯誤的決定，我耽誤了他，也耽誤了自己……就像你說的那樣。

　　“今天，我又被人指著鼻子罵惡心的同性戀，我依然憤怒到不能自已，動手打了人，我不知道明天這件事會發酵到什麼地步，也不知道這件事又會給我帶來什麼后果，我現在就站在天橋上，等著一個審判。

　　“顧柏川，二十歲了，我依然一事無成，甚至有的時候，我覺得人生已經能看到盡頭了。我會變成小時候自己最看不起的大人，找一份看得過去的工作，愛一個差不多的人，然后度過平庸的一生，跟裝在罐頭里的沙丁魚沒有區別。”可是我不想做一條罐頭里的沙丁魚。

　　最后半句話沒有說出口，我已經將電話掛斷，剩下耳邊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度過了這樣一個新年。

　　我討厭冬天。

　　打架的事情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招惹我的那位室友原本是要評什麼獎學金，不想在這個時候再出什麼岔子，結果班里頭傳來傳去，最后就變成了“因為黎海生有背景，所以打了人也沒被處分”這樣的故事。

　　這樣的事情若要發生在中學時代，主角不被人報復，也是要被孤立的，然而，在如此接近小社會的成人校園里，非但沒有人因為這種流言而排斥我，相反，更多了些對我笑臉相迎的人。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想的，也不想知道。

　　人心險惡而復雜，我可以單因為是本地生而被人看成“占了便宜才得以考進來的學生”，也可以因為各種沒有根據的流言變成“有背景的紅幾代”，而這些背后議論我的人，分明對我的過去沒有半點了解，卻總是言之鑿鑿，一副確有其事又神秘兮兮的樣子。

　　有時候，我也會自嘲地想，倘若我真有他們說的那麼大個背景，又怎的能老老實實挨著他們的非議，我早召集十個八個公關團隊，模仿那些大牌名人的模樣，給他們挨個送去律師函。

　　可惜，我不是。我也只是這座北京城里頂不起眼兒的一個，只夠在有限的范圍內，為一些無聊的人增添些茶余飯后的談資，也許第二天再有哪個學生身上出了條更大的新聞，他們便會忘了我。

　　好在，令我心中稍有平衡的就是，在我身上發生的事無獨有偶——紀從云在她們戲劇學校也遇上了。

　　那些跟她一起學戲曲的女孩們，許多老早就準備教資考試，打算學好了戲曲出門做培訓課或者學校的音樂老師。

而紀從云心里頭那股氣兒不肯放下去，即便她知道如今流行音樂當道，傳統戲劇生存空間被壓縮得所剩無幾，她還是一門心思想奔著舞臺去。

　　她跟我說，唱了小半輩子，就為一朝登臺驚艷四座，豈能在這個時候打退堂鼓。

　　我理解，但她的同學不理解。

　　她們說，紀從云要不是家里頭有底子，身后有背景，怎麼敢做那種春秋大夢，還說，什麼京劇復興、戲曲理想那都是留給有錢、有家底的人去做的閑事，普通人混一口飯吃都難，果然這皇城根兒底下出來的孩子就是敢想。

　　甭管前頭怎麼說，后面說我們的話總是如出一轍，好像出生在北京、在部隊院里，就已經是我們人生最大的光輝點。

　　沒有人在意她唱了多久的戲、經歷了多少非議、生活在患絕癥父母門下頂著多大的壓力，就為了一口吊在嗓子眼里的氣，就為了一句“猛聽得金鼓響畫角聲震，喚起我破天門壯志凌云”，為了一句“耀旌旗燦爛，也那云霞碧”。

　　當我與紀從云聊起來的時候，她總說，算了，有得必有失。

　　“你當它是家鄉，有人當它是夢寐以求的遠方，所以談不上什麼嫉不嫉妒，也許這就是人之常情。”紀從云說。

　　我聽得似懂非懂，也許明白其中的道理，卻仍舊覺得人們不該對一件非我可決定的事情保持無端的惡意，比如性向、又比如家世、過往……

　　春天到來的時候，我的二十歲生日也就到來，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和陳敏同志窩在沙發里，看一部她年輕時候上映的電影，張國榮演的，叫霸王別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