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王安石當政時，考場文章只有合他“新學”之義的中式，而到新黨被推倒后，考場上敢寫王氏之義的就絕不會被錄取。朱熹晚年被彈劾時，道學被斥為“偽學”，凡依他之言解經義的卷子自然會被黜落。而如今朱學當道，科場文章中理念又是必須遵朱子之義、最好再與考官本人理念相投的才容易中式。

　　若文中理念走偏了，就是當場寫出篇《離騷》來，老師也不能取你。

　　所以說這場理學大會并非浪費時間，而是給學子們一個難得的考前突擊提分機會，而他做了最充足的準備，也必將是最有收獲的那批人之一。宋時自信地笑了笑，點頭謝道：“大人放心，學生一向跟著師兄用功，不會耽擱學業的。”

第61章 

　　第一屆講學會剛辦起時，武平縣還只是個不以學術出名的普通縣城, 宋時更是個不知名號的小人物, 肯來參加的老師和生員都是因他的印刷技術新鮮, 來瞧瞧熱鬧而已。但因去他們的大會辦得實在成功，還引得各省都跟風開起講學會, 本省儒生提起這大會也都有幾分自豪，得著邀請的多半兒肯來看一看。

　　今年會議還沒有開始，本府幾個縣的文人才子就主動找上來要給組委會幫忙。又有些附庸風雅的商人、大戶捧著銀兩來資助他們辦講學, 只求在這屆大會里留個名字。

　　當然可以。宋時沒有看低商人的毛病, 親自辦了晚宴招待眾人, 并承諾大會結束后要寫一篇《籌辦福建講學大會記》，其中必定要有這些捐資商人的名字。

　　大鄭的贊助商們極為質樸, 也不要求冠名, 也不要求場內豎廣告板, 在書里添個名字就能心滿意足地掏錢。然而宋時不能讓金主吃虧, 他雇人在書院旁邊搭了許多報刊亭似的臨時小店，全部佳上贊助商們商鋪的牌子, 那些商人愿意安排買賣的自己安排, 不愿意的就招本地小商販在會議期間開店賣水賣吃食。

　　武平縣百姓力農讀書的多, 商業氣息不濃, 大會期間撈一筆快錢, 結束后把報刊亭拆了，宋氏書院照樣是個干干凈凈的讀書圣地。

　　這些外務不用走心，真正麻煩的是講學方面的準備——這回與會人數翻了幾番, 不必計黃巡按和桓凌這兩位主官，就已能湊出十來位愿上臺講學的致仕進士、海內名儒。

　　人多了，要講什麼就得提前安排，寫出教學計劃和講義來，以免到了講學正日才發現跟人撞了題目。不然的話同一個題目，講得好不好底下數百書生都看著，誰講得差就不止是尷尬，幾十年攢下來的名聲都得翻在這兒。

　　可宋時一個小生員，是沒資格管進士的，連他小師兄也因為是上一科才中試，在按資排輩風氣極嚴的進士群中，也不能輕易勸動前輩。

　　他們只能斟酌說詞，不提“撞題”二字，只說今年來的人太多，老師在臺上講，坐在后排的學生恐怕聽不清。為此要請老師提前寫好講義，他們印出來給每位學生發一張，講學時臺上也配一份大型板書，學生們連聽帶看的，更容易聽清老師們講的內容。

　　這種大型板書，也不是真正用黑板、粉筆——初次用粉筆的人寫出來的字絕不會好看，可底下學生不管這些，只會嘲笑老師的書法不佳。

　　所以這板書只是在成幅的紙上寫徑尺大字，寫好后用鐵環裝成掛歷的形式掛在架子上。正式到臺上講學時，再從組委會抽調成員，每位老師配一個助教，專門負責翻講義頁。若有哪位老師身體虛弱、嗓音不高，配的助教就負責高聲重復老師講的內容。

　　當然，在臺上端茶倒水、扶著老師上臺走臺也都是助教的責任。

　　去年便來講過學的王知府和張郎中都笑道：“去年我們方學政、桓通判和我們兩個老兒可是在臺上干講的，今年居然多了‘助教’？也是合主持人一樣，提問題、復述我們如何講的麼？”

　　那倒不是，主持人要求比較高，得能控場，助教是被控場的。

　　宋時含笑解釋了一下：“今年登記的學生已近七百人了，不比去年僅有二百余人，有五六排桌椅就能輕松坐下，臺上講什麼都聽得清楚。如今這人數怕是要坐到十余排之外了，到時候不光臺上要備助教，只怕隔幾排還要安排上幾個同傳，將老師的聲音傳到后方。”

　　他用詞雖然有點毛病，好在也沒有別的穿越者出來挑刺。老師們也都被這人數驚到，顧不得管他給志愿者取什麼名號，都先議論起七百多人的大課該怎麼講了。

　　這麼多人齊坐在下頭聽講，這是國子監才有的規模吧？

　　老師們都是進士或同進士出身，見過大場面。

但無論是上朝奏議，還是參與科舉四宴、主持鄉飲酒禮，也和坐在高臺上，對著七百多學子講學的感覺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