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爭執不休，最終還是祝顥兩下平衡，想出了辦法：“請柬上已寫了致和園的地址，如今要改也晚了，那就安排人住在致和園，咱們另擇地方辦講學會。”

　　若真建起高臺，完全按福建大會的制式來，便是辦得再好也難免有效顰之疾。他們蘇州自來是引領時俗、四方爭羨的地方，豈有效仿那福建講學會形制的？

　　依他的意見，既然不往奢華辦，更不能按宋時的說法辦，不如就效法當年朱陸鵝湖之會，在蘇州城外名寺里講學。

　　至于自愿來侍宴的名伎、倡優等人，也不必遣他們回去，只是不在講學時用他們陪伴即可。講學之余眾人游園、宴飲、歌舞娛情時，不是正要他們獻藝？

　　眾人思忖一陣，便知這已是最好的辦法。

　　他們既不能舍下面子照搬福建的講學會，也不能冒著被嘲諷的風險按原計劃辦，再尋別的地方講學也不如在佛寺，至少這里還能有個“追慕先賢”的遮羞布。

　　只恨鵝湖寺遠在江西，不能朝發夕至，不然他們直接定在鵝湖辦講學會，還更能多沾些朱陸二子的名氣。

　　他們最后把講學會定在了城外寒山寺，請主持靜寺七天——福建那場講學會只有四名講師，也開了三天，他們請來的名儒就有十余人，七天已經是往少算說的了。

　　眾人匆促變更地點，安撫群妓，重新協調講學與游玩休息的時間……

　　他們這麼辛苦籌謀，福建人卻似總要和他們過不去。

　　徐珵回鄉不久，一篇汀州府通判桓凌寫的“講學會籌辦要則”便在整個江南流傳開來，里面寫的赫然就是那天宋時指點徐珵的說法。

只是他在文中寫得更深刻細致，并將宋時安排籌辦講學會的目的、過程都不加藏私地寫了出來。

　　——宋時辦這大會時，他是全程給了支持的，寫出來的文章自然比旁人更詳實。比照著這篇文章來辦，差不多就能辦出一場能叫與會之人皆有收獲的講學會。

　　雖然通篇沒有一個“蘇”字，可他們若還照原來的模式辦講學會，就得被看過這篇文的人嘲得體無完夫了。眾人看罷，臉色都變了幾回，脾氣差些的書生直罵：“若非有元玉兄力勸咱們從儉辦會，有祝兄作主改在寒山寺講學，咱們豈不是被這篇文章嘲個正著？他明知道咱們的講學會會辦成什麼樣，怎能故意寫這樣的文章！”

　　徐珵雖也羞愧難當，卻還是替他說了一句：“他們也是當面先勸了我不該這樣辦講學會，后寫的這文章，并不是當面不說，等咱們大會已開完了才遽然發文嘲笑的。”

　　祝顥也贊同他的說法：“我看他這文章不是針對咱們，倒像是聽了咱們的想法后覺得不妥，怕別處辦講學會的也像咱們這般走偏了路子，故而專門立個范式，以備人借鑒。”

　　這話說得甚是公正有理，但聽他說話的人卻都無心夸贊——若真個處處都辦起講學會，他們蘇州會不會湮沒在這場講學大潮中？

　　他們雖然對本地名士的講學水平有自信，心里卻也都多了幾分陰霾，不由自主地打聽起了各地講學的情況。果然，在他們蘇州的講學大會開始前后，便有消息傳來說江西、湖廣、浙江、山東等地也都辦起了講學大會。

　　江西的講學會直接辦在了他們借以掩羞的朱陸鵝之湖會所在地鵝湖寺；湖廣是在“朱張會講”之地，也是朱子親自重整的岳麓書院；山東有孔家子弟主持，再不須外物添光彩；浙江雖無先圣遺跡，卻也有西湖風光……

　　九月初九的蘇州講學大會雖然盡是名家主講，衣食住行也色色精致，令人流連忘返。可它作為一場講學會，仍是沒有特別出眾的特色，最終還是淹沒在了前后幾場講學會中。

　　被邀去參加大會的福建學子更不講理，根本不體諒他們的大會是在桓凌那篇文章出來前就籌辦了的，回鄉之后便與親友議論，嘲諷他們的大會是按著桓凌那篇《要則》辦的。更刻薄的，還要嘲蘇州才子只有衣裳和懷里的名妓時新，講學方式卻還和私塾里的先生教小學生一樣，早已落伍多時矣。

　　這些流言傳回蘇州，氣得眾才子氣血上涌，寫了無數篇文章反駁這些無稽之談，細細論述自家這場講學會上講的精義要領……

　　然而這些文章也和他們的講學會一樣，淹沒在了各省文士吹捧自家講學大會的篇章當中。或有一兩篇因文采出眾而流傳得廣，但世人提起講學大會，還是要說“自福建辦了一場講學會，各省都開始效仿了”。

　　徐珵心緒頗有些低落，以為是自己去汀州府的那趟才勾得桓凌寫出了辦講學會的要則，以致各處紛紛效仿，他們蘇州夾在當中，毫不出色。

　　幸而祝顥是個擔得起責任的人，主動把辦講學會不出色的原因攬到自己肩上，向眾人說道：“最初是我向伯賢兄借了園子，又是我主張到寒山寺講學，因此使諸位在興辦此會時顧忌重重，沒能辦出特色，皆是我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