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光文章，我看這詩作得也好，開篇便氣勢奪人，云抱青山之景如在眼前。”

　　前些日子他沒考這場院試，書生們還一口一個舍人地叫著他，如今才剛過初試，這群人就已經把他當作同輩朋友看待，叫起“兄”來了。再看他的詩文，也不再抱著前輩點評后輩的心態，而是帶上了欣賞才子華章的濾鏡，贊那首應制詩“清辭麗句”“韻雅音和”。

　　宋時上輩子活了二十多年都沒寫過哪怕一首現代詩，這輩子竟然寫古詩寫得這麼溜，也覺著自己可了不起了。

　　他心里暗暗得意，假意謙虛了幾句：“不過是應制詩，哪里談得到什麼文采？若有些可圈點處，也都是為我見過黃……見過云掩青山的真景。來日咱們回到武平，再到城外青間作文會，到時候宋時還要領略諸位兄長的詩才呢。”

　　做才子的談起詩來，自然興致越濃。也不用哪天去看了山才作，都就著方提學這題目，各自試作了賦得體，一起吟誦點評。

　　有作“缺處峰都補，閑云尚在山”的，有作“何處閑云起，蒼然似遠山”的，有作“高下難齊處，蒼蒼幾點山”的……一個個評起來都道詩有蓬萊清韻，人是仙班侍筆。

　　一群人商業互吹了許久，過足了詩癮，又去點評宋時的文章。那道中庸題他作得簡嚴典正，是論禮的昌明之作，自然搏得一片夸獎，但春秋題卻引起了一番議論——

　　這文章作得太簡樸了。

　　八比議論竟只敷衍書義，專依宋齊兩事議論，典故皆取自經傳，是文風尚古，還是所學太少，不得不恪守經傳？

　　這話不好直說出來，卻有人忍不住提點他，如今時興的文風是融合經史典籍，先發性理之議，再選著十三經、二十史文字乃至唐宋八大家名文注解自己的議論。似他這樣先敘后議，以經傳為本的寫法不合時俗了。

　　宋時在考場上都敢按著自己的本意寫了，對著不能判他卷子的人更沒什麼不敢說的，開口先引了朱熹的話給自己撐腰：“朱子曰：胡《春秋傳》有牽強處。我立論不依胡傳，但依左傳而已。《春秋》直書東周故事，雖然以用辭為褒貶，但治春秋時還是應當視其為史書，以事見義，而非先立個天理人欲之說，以經文強注理學。”

　　他在一篇二十五塊的明清經學博士論文里看到胡應麟論《左傳》的一句“直書其事，臧否自形”，忽然就被這句話戳到了心里。后來他自己作春秋題時也不自覺地帶上了這種態度，就按經中語義解釋，避免先預設自己的立場，再挑著經籍中的強行證明自己的理念。

　　這麼貴的論文，寫出來的東西能有錯嗎？！

　　本來后人解讀前人文字就是做閱讀理解，你不多看史料，用不同史料相驗證，還要強行讓前人按你的三觀和思路寫史書，那注出來的能是人家的本意麼。這不就跟某年高考，強行分析作者家的窗簾為什麼是藍的一樣嗎？

　　他跟眾人講了講不以經學為義理作注、而要考據經文本義的想法，又怕自己還是個童生，人微言輕，就借朱熹的評論作代言：“圣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忉怛？”

　　一名治《春秋》的劉廩生問道：“這倒偏向漢朝經學之說，莫非是令先師桓公所授？”

　　那倒不是，桓先生教他《春秋》時也是依胡傳教他。他主要是從前世帶來了實事求是精神，覺得實征考據更可信，不能像別人一樣深信索隱派研究出來的理論。

　　宋時輕輕搖頭，感嘆道：“我這幾年讀多了朱子文章，略有所感而已。往后若有機會，倒該把春秋、三傳對照著細讀幾遍，或許更有收獲。”

　　或許回頭搞幾個表格，統計一下事件、時間、文字用法，能分析出來更多東西？

　　要是這時代也有統計軟件就好了。

　　他搖了搖頭，不提自己的計劃，指著默下來的文章開玩笑：“這篇文章不合俗流，恐怕也難合提學大人眼緣。到時候大人若不憐我的才，那就只能靠幾位賢兄在歲考時一展才華，叫方大人憐惜你等，放咱們一同回縣里了。”

　　領頭鬧事的趙悅書倒對他十分信賴，笑道：“怎麼會。宋兄文章有國初雅正風氣，方大人必定會取中的。我現在只愁有宋兄珠玉在前，我考試時作不出這樣的文章，方大人恐怕更會以為我不用心學問，專愛與人打架了。”

　　宋時想起桓文來，不覺有些頭疼——就說他來這一趟禍害了多少人吧！要沒有他搶人，這群書生能跑外縣打架嗎？這群人可都是他爹的政績，萬一有哪個被提學大人擼了，他爹這個縣令臉上也不好看哪。

　　提起歲考，這些書生也愁，給宋時押了幾道復試的策問題便各回去，抓緊最后幾天時間復習。

　　宋時對著他們押的題目苦苦做了兩天文章，復試場上……果然跟初試一樣沒押中。好在方大人出的是經史策，問氏族之學，這個要從姬周寫起，正好在他擅長的范圍，倒不怕考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