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樣的聲音雖然占了大多數，也并非沒有反對意見的。

    其中之一，便是以唐泛等人為首的主戰派。

    唐泛認為，堂堂天、朝，雖不好戰，可也不應怯戰，要知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說白了，如今人家都欺負上門了，哪里還有當縮頭烏龜的道理？

    再者大明周圍有如屬國安南，附庸朝鮮等，若是遇事則退，這些附屬國又會如何看待大明？大明國威又何在？

    太、祖收復漢家河山，永樂天子遷都北京，天子守國門，這才過了多久，大明當年橫掃千軍，將蒙元趕回草原的氣魄呢？

    現在關閉國門，固然可以圖一時安逸，但萬一將來倭寇之禍彌烈，難道還要一直龜縮不出麼？就算不為眼下計較，也該為百年后代子孫著想罷？要知道宋時海上貿易遍及各國，為宋朝政府帶來了巨額利潤，為何我大明如今武力遠勝宋代，但雄心膽魄反倒遠遠不及了？難道蒙元那一百多年的統治，將我中原子民的膽子也給打小了？

    這番話雖然慷慨激昂，但反對的人并不在少數。

    許多人過慣了安逸日子，都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唐泛提出的所謂雄心膽魄嗤之以鼻，又認為天朝物產豐饒，何必走海上險路，去跟升斗小國爭那等魚米之利？

    更何況造船耗資巨大，當年三寶太監七下西洋足以證明一切：這七次遠航非但沒能為大明帶來什麼利益，反倒往里賠了不少錢，甚至有人覺得，永樂以后之所以國庫日益萎縮，跟當初皇帝堅持要下西洋也有莫大關系。

    還有，如果耗費人力物力去跟倭寇打仗，打贏了不見得多麼長臉，要是打輸了，那才是大大的丟臉，最好的辦法莫過于不管不問，直接關閉國門，像太、祖皇帝規定的那樣：片板不許下海，這才是萬全之策，祖宗成法總歸是沒錯的。

    甚至有人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測，認為唐泛之所以主戰，跟他現在主管兵部是有很大關系的，因為一打仗，兵部可以從中漁利，得到更多的經費不說，地位也能由此得到大大提高。

    唐泛一一反駁了這些觀點。

    首先，打仗肯定要有所付出的，沒有付出就沒有回報，不能光想著天上掉餡餅。國雖大，好戰必亡，但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大明如今并非主動在進行一場無道之戰，恰恰相反，是別人打上門了，擄我百姓，劫我錢財，若不再自衛反擊，只會被視為軟柿子一般柔軟可欺，以后這樣的事情依舊會頻頻發生，國門一旦關閉，所有人都認為從此安逸而忘記危機，久而久之必然連戰如何去打都忘記，到時候還是會被人欺上門，再說這一次還有不少百姓被倭寇擄掠到海上去，難道那些人都就此不聞不問了麼？

    其次，勘合貿易非但不能徹底關閉，反倒應該更為開放，有鑒于前宋海上貿易帶來的巨額利潤，武力更加強盛的大明完全也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太、祖皇帝雖然有片板不許下海的規定，可那是針對民船而言，要知道在那之后，三寶太監也同樣七下西洋，官方貿易并未停止，祖宗成法之說大有變通之處，嚴格說來并不存在絕對的禁令。

    而且就算現在官方禁止民間貿易，也依舊有不少民船私自出海，謀取利潤，正因為海禁，這些民間的盈利，官方并未得到一分一毫，這才是巨大的損失。堵不如疏，與其放任這些非法私貿繼續進行下去，不如由官方組織起來，將其合理化，讓其繳納稅賦，這才是一舉兩得的長久之道。

    唐泛并非一個人在戰斗。

    有許多人反對他，同樣有不少人支持他。

    這些人包括南京太常寺少卿楊一清，太常寺少卿李東陽，侍講學士謝遷等。

    如果說謝遷純屬友情支持好友，那麼楊一清和李東陽等人，則是從實際戰略意義出發的。

    他們的觀點大體上與唐泛一致，都認為守不如攻，雖然造船與組建水師耗費巨大，但是后期收益完全可以彌補回來，如果能夠重現前宋那般海上貿易規模，則朝廷往后也就不必發愁每年國庫撥不出錢糧，天子也不必發愁內庫的錢財不夠使了。

    這些人雖然官職不顯，甚至沒有一個內閣閣臣，但他們無一例外，都是當今天子所信重的少壯派官員，如無意外，在幾年之后，當內閣這批老臣子一一致仕之后，大明中樞將由他們來主宰。

    兩方爭議異常激烈，從弘治三年一直持續到弘治四年，從一開始到底派不派兵剿匪，要不要停止勘合貿易，到后來爭論要怎麼派兵，怎麼打，開放海禁要開放到什麼程度，也算是逐漸打開了一點局面。

    直到弘治四年末，嘗到甜頭的倭寇見明廷毫無動靜，又一次席卷而來，登岸劫掠，促使天子終于下了一個決定：命汪直提督寧波，組建水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