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小卓哆哆嗦嗦地問醫生:“那是為、為什麼啊?”
醫生是個年長的教授,戴著厚厚的眼鏡,說可能是精神性的,不要太擔心,又問家長呢。
潘小卓說:“先不想讓家里擔心。”
醫生又說了遍“沒大事兒”,問:“高幾了?”
潘小卓說“高三”。
教授看了看他們倆,話說得挺溫和,說好治,還是要跟家里大人講,別害怕。
醫生還是見得多,不慌不忙地告訴他們別擔心,只是重復了好幾次要跟家里講,還說下次可以跟家里大人一起來他這兒看看。兩個小孩都不笨,知道醫生只是沒想加重他們的心理壓力,真沒事兒的話就不用反復強調讓大人來了。
老教授把話說得那麼委婉,只在最后才提到了一個詞。
“這個癔癥性聾呢,它不是說你就真聾了,畢竟咱們功能都好好的,是不?還是受你精神方面的影響,壓力太大啊,受了刺激啊,都有可能。我也有些患者,什麼刺激都沒有,做了個害怕的夢,醒來就突然聽不見了,所以沒關系,別擔心,能治。”
潘小卓擰著眉問:“那得怎麼治呢?”
教授又看看他們,才慢慢地說:“這得去精神科,如果是器質性有病變可以在我們這兒,但咱們沒真病,去找精神科大夫看看。好多患者不去治也好了,壓力沒了放松了自然就恢復了,都不是絕對的。”
一個可能是“癔癥性聾”砸下來,這四個字怎麼看怎麼聽它都不帶個好樣。
大夫的話乍一聽像是挺寬心,畢竟耳朵沒壞。
兩個小孩趁晚休之前回了學校,在車上潘小卓問陶淮南:“你要跟家里說嗎?”
陶淮南“嗯”了聲,知道耳朵沒壞多多少少寬了點心,低聲道:“考完再說吧。”
潘小卓很擔心,卻又安慰他:“沒事兒的,你別害怕。”
陶淮南點頭,說:“我不害怕。”
那時候陶淮南的確是不害怕的,耳朵只要沒壞就行。
可事分兩面,耳朵沒壞還聽不見,一旦治不好就一點辦法都沒了,連戴助聽器的機會都沒有。耳鳴、聲音小、聽不清,這些過渡都沒有,直接就是徹底切斷了。
從那天開始,陶淮南開始了跟寂靜之間沉默的抗爭,恐懼安靜,卻也在堅強地和它做抵抗。
他開始依賴聲音,只有聽著聲音才覺得安穩。他需要一直戴著耳機,這樣他一旦聽不見了就能第一時間發現。耳機還能做他的偽裝,給他的聽不見提供了個理由。
某一天的下午,班里沒課的時候,一對小同桌又偷著出去了一次。
潘小卓提前幫他約了次治療,帶著醫院的診斷和那些檢查結果和報告,去了家心理醫院。這次的醫生很年輕,說需要長期治療。他同樣沒把話說得很嚴重,可是在那他們碰到了個患者。
他三年前得了這個病,聾了三年了,到現在沒有丁點好轉的跡象,徹底徹底聽不見了。
那是一段很艱難的日子,每一分鐘都很煎熬。
陶淮南擔心哥哥,也擔心自己。他得復習準備高考,最難的是還要在聽不見的時候不被哥哥們發現。遲騁不好騙,他對陶淮南的了解是深入到骨子里的。
陶淮南只能一直捂著耳機,無論聽不聽得見的時候都少說話,少回應。
讓他的遲鈍和不耐煩變成一段時間里的常態,這樣才不會在某些時刻顯得突兀和怪異。
可哥哥們愛他,陶淮南反常地發脾氣和他那些煩躁的語氣他們都縱著他。某一次遲騁摔了他的耳機,陶淮南知道他或許是生氣了。陶淮南最不想騙他,他對遲騁撒的每一句謊,每一句裝出來的憤怒和不耐煩,都是割在自己身上的刀。
隨著聽不見的次數越來越多,時間越來越長,陶淮南開始變得恐懼。
他每天都在手機上查著資料,查癔癥性耳聾,查過往病例。盲人模式沒那麼好用,有些軟件完善得好,可網頁不行,上面字和鏈接都很多,經常會點錯。陶淮南在密密麻麻的文字中尋找著能夠安慰自己的內容,在它們身上找寄托。
治不好的那麼多,他們都抱著能治愈的心態,徹底邁進了失聰人群。
黑暗和寂靜是所有負面情緒的溫床。
在聽不見的時間里,陶淮南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獨。那是一種絕對的、不留任何余地的孤獨。孤獨之下產生絕望、恐懼,和強烈的窒息憋悶感。
每一次聽不見的時候,他都會捂著耳朵,想起那年見過的那個盲聾小孩。他活得像個小動物,在自己的世界里封閉地滿足著。奶奶說他永遠停在了嬰兒時期,那樣也未必不好。
陶淮南也想起了小時候盲校的那個薩克斯吹得很好的男孩,他得到過,聽見過,所以回不去嬰兒的狀態了。從十二樓跳下去的時候,一定也是害怕的。
陶淮南比起那個薩克斯小男孩,他得到過更多,牽絆也更多。
他有哥哥。曉東現在有湯哥了,可遲騁什麼都沒有,遲騁只有他。陶淮南和遲騁是綁在一起的一個整體,遲騁永遠不會放開他。